章武二年（222年）閏六月，劉備集蜀中全部力量伐吳，結果在夷陵被東吳大將陸遜擊敗，《三國演義》中以一幕“火燒連營”訴說了劉備人生中最大的慘敗，這使得剛獲得天下一隅而登極稱帝的劉備，幾乎損失了他積攢多年的力量。在這次失敗后，劉備收拾剩余的兵力，沒有回成都，而是在永安停駐不前，逗留足足有十個月。劉備最后的時光是在永安度過的，后來在白帝城托孤給諸葛亮和李嚴。
劉備在這十個月間，整體梳理了自己的一生，也終于想明白了漢室基業(yè)的重要性。面對著好不容易得來的一切，劉備與諸葛亮達成了一個共識：復興漢室是蜀漢立業(yè)的基礎，是終極目標，是這個政權的根基。而這個目標如何實現(xiàn)，如何不流于口號，就是北伐討賊的事業(yè)必須展開，必須北伐才能解決蜀漢的存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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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蜀漢存亡問題，不光是未來的事，更是眼前的事。章武二年十二月，漢嘉郡太守黃元聽說劉備病重，據(jù)郡反叛。到了次年三月，他已兵近臨邛，目標直指成都。益州南部的四郡中，越嶲郡、益州郡、牂牁郡都發(fā)生了叛亂，并波及著永昌郡，可以說蜀中上下人心浮動，似乎要掀起一場大亂。劉備非常明白蜀中的問題，他這個外來者如今遭此大敗，未來無法想象，只能是寄希望于與他有同志向的諸葛亮，并且在白帝城托孤時劉備將蜀漢的立業(yè)根基牢牢扎進了人心。
為什么蜀漢是三國中最先滅亡的政權？為什么劉備復興大業(yè)會成為明日黃花？為什么蜀中人心散了？歷史學者饒勝文以一本《大漢帝國在巴蜀：蜀漢天命的振蕩與沉墜》，講述了劉備、諸葛亮以及蜀漢政權的興盛與衰敗，那些熱點問題在作者基于史料與文獻解讀的邏輯整理中，為讀者將蜀漢興衰的邏輯鏈條補充完整，在大國博弈之中，找到蜀漢政權從建立到轟然倒塌的全部密鑰。
諸葛亮時代人們耳熟能詳，他對魏國數(shù)次北伐，在蜀中樹立了“漢賊不兩立，王業(yè)不偏安”的政治基調。而在諸葛亮去世后，整個蜀漢的政治風氣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諸葛亮治軍治國主張用法嚴峻，他以開誠布公、用心平允、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的政治態(tài)度，團結蜀中人民，使得復興漢室的信念變成一種全民共識。雖然北伐勞民傷財，但在諸葛亮時期，正因為有這種共識，人民才能以道義平息因大量動員和征用而產生的怨氣。
諸葛亮之后，由蔣琬和費祎這兩位他欽點的大臣來接替執(zhí)政，雖然他倆“咸承諸葛亮之城規(guī)，因循而不革”，社會矛盾卻愈演愈烈。其主要在于，諸葛亮之后的二代執(zhí)政階層對于復興漢室的信念漸漸弱化，政治認同也越來越遠。從后主劉禪到各級官員，在信念漸弱的情況下，使得蜀中問題成為重點，人們被眼前事糾纏，“如何治理蜀中”“如何在亂世中偏安”成為人們首要考慮的，而勞民傷財?shù)谋狈ブ饾u染上了負面色彩。
繼馬謖之后，對于復興漢室最有共鳴的要數(shù)姜維。在費祎遇刺之后，姜維擺脫束縛，成為蜀漢政權主政大臣。他主張恢復北伐，繼續(xù)諸葛亮未竟事業(yè)。但此時，蜀軍已經不清楚北伐是為何而戰(zhàn)，最支持姜維北伐的只有新近來降的曹魏宗室夏侯霸和長期鎮(zhèn)撫南中的張嶷。諸葛亮時代留下的舊將，只剩張翼和廖化，在北伐的立場上他們都不支持姜維，認為蜀中“國小民勞，不宜黷武”，可想在軍中彌漫著怎樣厭戰(zhàn)的情緒。
在蜀漢朝中，大儒譙周以《仇國論》主張蜀漢遠離中原戰(zhàn)事，認為天下大事蜀漢無力抵抗天命，這個論調基本上主導了蜀漢末年的輿論導向。所以，在蜀漢末期出現(xiàn)了奇怪的現(xiàn)象，一邊是姜維的數(shù)次北伐，高舉復興漢室大旗；一邊是朝廷中彌漫的天命論，反對窮兵黷武的呼聲占據(jù)輿論主流。書中作者也指出，在輿論的攻勢下，作為北伐的主要領導人，姜維北伐的意義也逐漸迷失了。
在書中作者指出這樣一個邏輯：諸葛亮北伐曹魏，是為了討漢室之賊，只有討伐漢室的敵人，北伐才具有支撐蜀漢政權合法性的意義。但姜維北伐的契機，雖然是中原有變，但卻是司馬氏與曹氏的爭奪。姜維兩次大舉北伐，都是因為淮南起兵反對司馬氏，尤其是曹氏故臣夏侯霸的投靠，更讓姜維的討伐有種為了曹氏鳴不平的感覺。司馬氏攘奪曹氏與漢室何干？與蜀人何干？誰是該討之賊？曹氏是賊還是司馬氏是賊？在蜀人眼中姜維是曹魏降將，夏侯霸是曹魏降將，這兩個外來人，用蜀人的金錢、勞力、性命去摻和中原的事，不是窮兵黷武是什么？在這種基調下，姜維的北伐越來越難，朝中內外以譙周的《仇國論》為核心的輿論成為主流，北伐的意義被消解了。北伐意義的消解意味著背后巴蜀與漢室的關系也逐漸消解了，那些崇高的理想只能被歸為于崇高了，落不了地了。
《仇國論》中以“養(yǎng)民”“恤眾”的儒家觀念，消解了儒家正統(tǒng)性、合法性的意義。在漢末讖緯之學流行，在劉氏統(tǒng)治時期就已經有漢室將被取代“代漢者當涂高”的讖語流行于坊間。譙周的《仇國論》背后是周舒、杜瓊一脈相承的否定蜀漢政權合法性的天命解讀。這種解讀早在劉備稱帝之前，就已經廣泛存在于蜀地，尤其是巴蜀本土勢力在權力關系中迅速凝聚到這個論調之下，待外來者逐漸凋零之時，他們逐漸從不入流進入輿論的主流中。
書中還提到，在曹魏的戰(zhàn)略方針中，東吳始終是曹魏的首要目標，盡管蜀漢掀起次次北伐，但曹魏對蜀漢的主要戰(zhàn)略目標是和平統(tǒng)一。通過對蜀中要員思想上的攻勢，瓦解蜀漢對復興漢室的堅定。也正是因此，諸葛亮才會將這段時間形容為“此誠危急存亡之秋”。雖然沒有直接證據(jù)表明蜀漢日后的投降與曹魏的和平統(tǒng)一策略有關，但譙周的論調卻與曹魏的和平統(tǒng)一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作者從劉備的發(fā)跡一直到蜀漢的滅亡以及后世的余波，整體對蜀漢政權的興亡做了細致的解析。那些被人們忽略的細節(jié)，被作者有機地整合在一起，很多事情之間并非都是直接關聯(lián)，往往在眾多因素的聯(lián)系中，我們才真能看到為什么崇高最后會被消解，為什么復興漢室最終成為被人們遺棄的一句空談。
（原標題：為什么蜀漢是三國中最先滅亡的政權？為什么蜀中人心散了？被消解的蜀漢“天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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