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桂娟、雙瑞、史林靜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有的作家善于“挖坑”，有的作家適合“鑿井”，李佩甫屬于后者。

晚春時節(jié)，鄭州這座城該綠的葉綠了，該開的花也開了，70歲的李佩甫生活按部就班：散步與讀書。

“能夠從大雜院連骨碌帶爬地走出來，是閱讀拯救了我?！崩钆甯敛谎陲棇ψx書的推崇，“我有幸找到一支‘筆’，稀里糊涂做了喜歡又適合自己的事，我得好好握住它?！?/p>

對即將到來的“世界讀書日”，他說，閱讀是對生活最長情的告白。

1953年出生的李佩甫成長在河南許昌一個大雜院內(nèi)，字還認不全的時候，就到處找書看，但凡帶字的紙片都要拿來翻一翻?！皶咎峁┑氖且粋€個生活的‘沙盤’，一些燙眼的句子，一些不同的生命體驗，對人的一生會起到不可估量的參照作用?！蓖陼r的閱讀體驗影響了他的一生，甚至直接引導他走上了寫作之路。

寫作過程中，李佩甫在以家鄉(xiāng)為中心的文學地域版圖中，發(fā)現(xiàn)一片屬于自己的土地——平原。從此一馬平川的豫中平原成為李佩甫的據(jù)點，他以“地子”的身份開始了對平原的抒寫。2015年，李佩甫代表性長篇小說《生命冊》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

“寫作就是把生活的黃豆，泡成長著根須又有著翅膀的豆芽?！痹诤芏嗳搜劾?，李佩甫不是天才型的作家，而屬于苦修派，通過一年年的堅持，“咬住”一支筆對社會生活做出有深度的藝術(shù)表達。

“我堅持認為不管怎么寫、寫什么，都是作家對社會發(fā)出的聲音。我堅持認為，文學不應是大眾的附庸，而是人類生活的先導?！?/p>

李佩甫在鄭州商都遺址公園內(nèi)。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李安攝

從“姥姥的村莊”到“文學的家園”

草地：都說童年是作家創(chuàng)作的母題，您也說過：“我真正的文學生涯應該是從回憶童年開始的”，童年經(jīng)歷對您日后寫作有什么影響？

李佩甫：我出生在許昌一個大雜院里，五行八作的人都有。那是一個貧窮的年代，記憶中肚子總是很餓，為了混三頓飽飯，每個周末和寒暑假我都會步行二三十里到姥姥的村莊去，所以，我的童年基本是在姥姥的村莊度過的，我所受到的鄉(xiāng)村生活熏陶也主要是童年時期。一個小孩在姥姥的村莊走來走去，不自覺會用一種外來人的視角打量，很多村里人覺得平常、平淡的事，于我卻非常新鮮，那段記憶也成了我日后寫作的儲備。像《黑蜻蜓》中的“小臟孩”和《紅螞蚱 綠螞蚱》中的“我”，都有童年的影子。

另一個對我影響較大的經(jīng)歷是姥姥的“瞎話兒”。那時農(nóng)村的夜特別黑，睡覺的時候我都會偎在姥姥懷里聽她“拍瞎話兒”，就是講故事。每晚一個“瞎話兒”，總也講不完，姥姥當時已經(jīng)半瞎了，記憶力卻驚人地好，枝枝梢梢都講得很清楚，我就是在這些“瞎話兒”里泡著長大的。后來姥姥去世了，“瞎話兒”卻留著，我小說中的神秘性、傳奇性也主要來源于姥姥的“瞎話兒”。

草地：您在城市出生，卻將大部分筆墨傾注到鄉(xiāng)村，比如《小小吉兆村》《羊的門》《生命冊》等，寫作專注點幾乎都是農(nóng)村生活的變化，農(nóng)民命運的變化，為什么？

李佩甫：我雖然出生在工人家庭，但少年時期，很多時間都是在姥姥的村莊里度過的，我就是一個“小臟孩”，一手挎著草筐，一手拿著鏟子，在鄉(xiāng)野里跑來跑去，成為一個“編外”的割草孩子。也就是從那時起，我認識了平原上各種各樣的草，在很多時間里，我覺得自己也成了平原上的一株草。

到了中學時代，我下鄉(xiāng)當知青，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農(nóng)民，干著各種各樣的農(nóng)活，依舊是與草木為伍。那個時候，我知道“瓦塊云，曬死人”，知道“麥忙不算忙，要忙還是桑葉長”。作為知青生產(chǎn)隊長，我經(jīng)常跟一群支書、隊長去公社開會，我很自豪走在他們中間。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打量著一個個太陽高懸的日子和無邊的田野，品味著光腳蹚在熱土里的感覺，我覺得我跟土地的顏色一樣，這些生活記憶已經(jīng)浸潤到我的血液中了。

草地：從1978年第一篇作品《青年建設(shè)者》公開發(fā)表到現(xiàn)在，您已在創(chuàng)作這條路上走了40多年，當初如何從一名技術(shù)工人走向文學創(chuàng)作這條路的？

李佩甫：青年時期，我是一個沒個人志向的人，抱著為國獻身的意念走到鄉(xiāng)村，雖不知要干什么，卻很有激情，時刻準備著，隨時把自己交出去。1974年，當知青的第三年，我被推薦到許昌上技校，上學期間負責辦黑板報，在這個過程中開始嘗試寫作。

技校畢業(yè)后被分配到機床廠當技術(shù)工人，夜班空閑時候就讀讀書，寫寫文章。當時寫了一篇短篇小說寄給了《河南文藝》，沒過多久就接到了公函，邀請我去鄭州改稿，當時很興奮，第二天就請假去了，八天改了八遍，改得面目全非也沒能發(fā)出來，很受打擊?；厝ズ蠼Y(jié)合自己的經(jīng)歷，又寫了一篇《青年建設(shè)者》，講的是一位年輕技術(shù)工，懷著一腔熱情為祖國建設(shè)事業(yè)奉獻青春的故事。這篇文章登在了1978年《河南文藝》第一期，當在目錄上看到“李佩甫”三個字時，我就想著一定要繼續(xù)寫。

草地：您曾說“小說的第一句話對我來說是一錘定音的”，您在寫作中會有如何開端的焦慮嗎？

李佩甫：我寫作比較講究文學情緒，一定要找到語言行進的方向，也就是作品開端的第一句話，才能順著這個情緒走下去。寫《生命冊》的時候，就是因為沒有找到第一句話，我把已經(jīng)寫好的8萬字全部廢掉。然后就去下鄉(xiāng)當知青的地方，住了三個月，重新去熟悉那片地域，才有了“我是一粒種子”的開端。

草地：您覺得寫作中最難和最重要的是什么？

李佩甫：寫作最難的就是重復，認知的重復、情緒的重復、想象力的重復，每次都希望能避開，但又不能完全避開，這是最痛苦的。所以每一次寫作都應該是重新開始，要把上一篇的文字情緒全部熄掉，但思維是有慣性的，你想重新開始，未必就能重新開始。

情感是寫作的靈魂。作家情感的真誠度對作品質(zhì)量有很大的影響，文字騙不了人，一旦進入文學深處，就藏無可藏。

很小的時候就吃到了“文字里的面包”

草地：您的文學之路靠什么來引領(lǐng)和滋養(yǎng)？

李佩甫：我的人生得益于閱讀，是閱讀拯救了我，它讓我在很小的時候就吃到了“面包”，文字里的面包。我是工人家庭出身，父親是一名鞋廠工人，三代赤貧。我很小的時候就讀了大量的書，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我就是家里最有文化的人了，寫信填表都是我。

因為父母都不識字，所以我是野讀、亂看，凡是有文字的東西都找來。我同學的父親清華畢業(yè)，家里有很多藏書，但由于時代問題，他家的書都鎖在柜子里。想看而不得，是非常痛苦的，那時就經(jīng)常偷家里的東西去找同學換書。

我讀的第一部外國文學作品《古麗雅的道路》，就是從那位同學家里借來的，正是這本書改變了我的人生走向，也由此改變了我的生活軌跡。這是一本有氣味的書：面包的味道、果醬的味道，還有沙發(fā)、桌布和羊毛地毯的味道。雖然我從來沒有見過面包，但在中國最饑餓的年代，我卻吃到最鮮美的“面包”。

到青年時期，回城上了技校，我一下子辦了四個圖書館的借書證。是閱讀讓我認識到世界很大，讓我知道什么是苦難深重，什么是高貴，什么是優(yōu)雅。在書里，我看到了巴黎圣母院，我讀到了各種各樣的生命狀態(tài)，我知道“好”的標尺是什么。

草地：您這一代“50后”作家，經(jīng)歷了上世紀80年代文學的大繁榮，大量現(xiàn)代文學譯作出現(xiàn)，您曾說自己“張開所有的毛孔拼命地去吸收”。

李佩甫：上世紀80年代是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接軌的一個時期，適逢改革開放，各種文學流派、文學思潮進入中國，對我來說是一個大開眼界、大量“吃進”的時代，也是我?guī)资暌詠黹喿x量最大、最密集的一個時期。初讀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相當震驚，開篇第一句至今難忘：“多年以后，面對行刑隊，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將會回想起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這種敘事、思維方式，帶來的是對歷史的穿越、對生命的整體關(guān)照。我們幾乎都受到了馬爾克斯的影響，很多作家在一段時間內(nèi)，都會忍不住地用“多年以后”這種表述方式。

這個充電期一直延續(xù)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見識了好的文字是什么感覺，那個階段也出現(xiàn)了很多模仿性作品，但我這個人模仿力不夠，我又逐漸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平原”，也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寫作方向和寫作能力，建立了自己的文學自信。先是學習，然后是“走出”，只有走出才能創(chuàng)造出民族的文本。

草地：您怎么看待閱讀？

李佩甫：閱讀是非功利的，是一種滋養(yǎng)，是豐富人生、開闊視野、清洗自己的最好方式。閱讀也是提升自身的唯一捷徑，它在你面前擺下很多“沙盤”，讓你看到你未經(jīng)歷的各種各樣的人生，走進你所不熟悉的生活領(lǐng)域，讓你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建立對世界、人生的認知。

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找到屬于自己的“平原”

草地：您時常強調(diào)要“找到自己的領(lǐng)地”，您這一代作家有很多都找到了自己的寫作領(lǐng)地，比如莫言的高密東北鄉(xiāng)、賈平凹的商周、劉震云的延津縣，您的寫作領(lǐng)地是什么？

李佩甫：“平原”是生我養(yǎng)我的地方，是我的精神家園，也是我的寫作領(lǐng)地。我四百多萬字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在這塊土地上浸泡出來的。

我做技術(shù)工人時，理所當然地選擇了從工人生活開始寫，但總寫不出自己滿意的作品。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看了很多國外著作，吃了一肚子“洋面包”，卻沒有消化的能力，那個階段寫得很苦，找不到方向。每天晚上，我都像狼一樣在大街上走來走去，甚至勉強地去虛構(gòu)編故事。我知道，必須要尋找自己的創(chuàng)作源泉，打一口屬于自己的“井”。

1985年，我想起童年生活，想起姥姥的村莊，原來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還沒有寫，于是就有了《紅螞蚱 綠螞蚱》。那時我發(fā)現(xiàn)，我把對于鄉(xiāng)村的記憶寫了出來，我是有土地的。作品發(fā)表后，在文學圈產(chǎn)生了一些影響，自那以后我找到了自己的出發(fā)地，就是我最熟悉的家鄉(xiāng)，寫作方向從這里開始了。

草地：所以您的寫作領(lǐng)地是從姥姥的村莊一步一步開始擴散的？

李佩甫：《紅螞蚱 綠螞蚱》找到了我的寫作方向，但這只是個開始，后來我延續(xù)這個方向又接連寫了《黑蜻蜓》《無邊無際的早晨》《村魂》等幾個中篇，進一步堅定了“從我最熟悉的領(lǐng)域出發(fā)”的信心。在這個過程中，我的寫作領(lǐng)地先是由家鄉(xiāng)的那一塊地方開始，而后慢慢鋪開到整個平原。

這個平原既是一塊真實的地域——豫中平原，也就八九個縣份的大小。這個平原又不是具象的，變成了我心中的平原，是重新再造后的一塊土地，是我對中原文化一次次認識再認識后形成的。

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找到了屬于自己的“平原”，就有了一種家的感覺，我作品中的每一個人物，都是我的親人，在寫他們的時候，我是有痛感的。

草地：《羊的門》《城的燈》《生命冊》被稱作“平原三部曲”，這三部作品有什么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嗎？

李佩甫：實際上它們是相互獨立的?！堆虻拈T》是寫“草”的，把人當作植物來寫，寫這塊土地上各種各樣的生命形態(tài)和生存方式；《城的燈》主要是寫農(nóng)村人的“逃離”，寫對“燈”的追逐與向往；《生命冊》是我對腳下這片土地認識的階段性總結(jié)，寫的是當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

草地：您說寫完《羊的門》才覺得自己是一名真正的作家，為什么？有人認為您影響力最大的作品是《羊的門》，您自己最喜歡《生命冊》，如何評價這兩部作品？

李佩甫：在《羊的門》之前我寫過很多作品，也獲過獎，但總覺得沒有把自己最好的東西拿出來。雖然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后，我建立了一些文學自信，也慢慢找到了寫作的方向，但還是羞于說自己是個作家?！堆虻拈T》實際上是我寫得最順利的一部長篇，一年半完成。前面一氣呵成，結(jié)尾修改八次，我完全盡力了，我奉獻了一塊領(lǐng)地。

《生命冊》是我寫得最努力的一部書，歷經(jīng)5年，將50多年的生活經(jīng)驗和30多年的寫作經(jīng)驗重新盤點。主人公吳志鵬是一個“背著土地行走”的人，他是中國社會巨大變化中的一個當代知識分子形象。他身處時代旋渦時的清醒和抽離，對故鄉(xiāng)的愧疚、牽涉和羈絆，更像是我的“自省書”。

李佩甫在鄭州一家書店內(nèi)閱讀。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李安攝

文學不應是大眾的附庸，而是生活的先導

草地：寫作40多年，您的創(chuàng)作過程經(jīng)歷了怎樣的起伏？

李佩甫：每一次創(chuàng)作都是把自己全部交出去的過程，創(chuàng)作大部分時間都是痛苦的，面壁的時間遠遠超過頓悟。有時候會把十天半月寫出來的東西全部撕掉，因為沒有情緒，沒有感覺，進行不下去，但有些時候甚至不需要搭架子，里面的人物寫著寫著自己就跳出來了，創(chuàng)作就是一個不斷經(jīng)歷瓶頸并突破瓶頸的過程。

1985年到上世紀90年代初，是我寫作情緒最飽滿激越的時期，那時一天可以寫8000到1萬字，因為進入了自己的記憶和情感深處，找到了領(lǐng)地。這個時期創(chuàng)作生命力的勃發(fā)，有對鄉(xiāng)村記憶的懷想，也有對鄉(xiāng)村歷史的追溯，還有對當時鄉(xiāng)村變化的思考。所以，寫作就是把生活的黃豆，泡成長著根須又有著翅膀的豆芽，寫不下去的時候，就到你熟悉的生活中去吧。

草地：您覺得作為一名創(chuàng)作者，對于生活現(xiàn)象的一種親歷式的觀察捕捉或者采風有必要嗎？您現(xiàn)在還會經(jīng)常去平原走一走，持續(xù)關(guān)注它的精神生態(tài)嗎？

李佩甫：作家想要扣住時代的脈搏，離不開生活，這樣才會對社會有比較鮮活且深刻的把握和認知。我每年都會到平原上走一走。并不為了寫哪部具體作品，只是為了一次次重新熟悉這塊生我養(yǎng)我的熱土。當然，每每在寫作上遇到困難的時候，我也會下來走一走，重新理一理思緒，重新點燃自己，也順手拾點什么。

草地：追溯歷史、立足當下、寫給未來，這是您文字世界的主動擔負，您也一直強調(diào)文學的標尺，為什么？

李佩甫：我認為，在這個世界上，凡是有實用價值的東西，都是有價的，凡是沒有實用價值的，都是無價的。一把椅子哪怕是金子做的，也是有價格的，但一個百米紀錄、一首名曲、一幅好畫，在現(xiàn)實生活中都沒有實際用途，但體現(xiàn)的是人類體能、智能和想象力的極限。文學同樣如此，它是社會生活的“沙盤”，是一個民族思維力、想象力的寬度和極限，對具象的社會現(xiàn)實沒有實際的效用，但卻是人類精神之藥，可以滋潤心靈。

真正的文學應是一個時代的標尺和旗幟，我堅持認為，文學不應是大眾的附庸，而應是人類生活的先導。我們要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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