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夏天，我經歷了一連串的巧合。這其中，有一些巧合讓我產生了明顯的“超自然感覺”。我有記錄夢境的習慣，如果夢境特別生動或奇怪，我就會記錄下來，雖然這種情況并不多。有一次，我夢到了母親的朋友蘿絲，她告訴我，自己因為中風剛剛去世。早上醒來后，我突然想到，不知道蘿絲是否還活著。她大約10年前得了一次大中風，后來又發(fā)生了一系列的小中風，陷入了身體無力且癡呆的可憐狀態(tài)。

吃早餐時，我向伴侶提到了這個夢，顯然她并不怎么感興趣。當時我們剛剛賣掉一直居住的房產，借住在英國中部父母的老房子里，那棟房子已經有幾個月沒人住了。我父親早就不在了，而我母親則在一家護理院里，處于阿爾茨海默病的晚期。

【資料圖】

后來，我再也沒回想起過這個怪夢，直到兩星期后，我們從超市回來，發(fā)現信箱里有一張紙。這封信是蘿絲的女兒寫給我母親的。她說，她的母親“兩周前”去世了，葬禮將在下周舉行。我把紙條遞給伴侶，提醒她我之前的夢。她說：“很奇怪”，然后繼續(xù)卸下買到的物品。是的，很奇怪。我不記得上一次想起蘿絲是什么時候，而她就在夢中出現，宣告了自己死亡的消息。

那么，我應該怎么理解這件事？一種解釋是，蘿絲死了，她的魂魄覺得有必要告訴我，于是進入了我的夢中。也許她首先試圖聯系我母親，但由于某種原因——無法穿透受損的大腦殘?。俊獩]能聯系上。還有一種解釋是，整個事件鏈完全是巧合，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串聯，沒有更深的意義，根本沒有什么超自然的東西。

如果你問我更喜歡哪一種解釋，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第二種。但除了我自己之外的另一部分的我，想要接受這個世界真的有超自然層面的可能性。這部分的我會被鬼故事嚇到，會對獨自在停尸房過夜感到不安。雖然我不相信宇宙中包含超自然的力量，但我覺得它是有可能的。這是因為從根本上講，人類的思想中存在非理性的因素。我甚至可以說，神奇的思維構成了自我的基礎。

我們對自己和他人的體驗本質上是一種想象力行為，無法通過完全理性的思維模式來維持。我們在另一個人的眼睛里看到了意識的光芒，并且不可抗拒地想象在那雙眼睛后面有一些虛無縹緲的自我，帶著感情和思想在哼唱；而事實上，除了大腦中黑暗而沉默的物質，什么都沒有。我們想象自己的眼睛后面也有類似的東西。這是一個必要的錯覺，植根于人類演化史深處。巧合，或者說巧合的經歷，引發(fā)了同樣根深蒂固的神奇想法。

“巧合”一詞涵蓋了廣泛的現象，從宏觀宇宙的（在日全食中，月球圓盤和太陽圓盤碰巧具有完全相同的直徑）到狹隘個人的（我的孫女和我已故妻子的生日相同）。在人類經驗尺度上，偶然性（及時但沒有計劃的事件的發(fā)現或發(fā)展）和20世紀拉馬克生物學家、巧合收集者保羅·卡默爾（Paul Kammerer）所說的序列性之間有很大區(qū)別，他將其定義為“相同或相似的事物或事件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合法重復”。

演員安東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的傳記中有一個偶然性的例子。當接到自己被選中飾演電影《鐵幕情天恨》（The Girl from Petrovka）中的一個角色時，他就去尋找喬治·費費爾（George Feifer）的原著小說。他把倫敦的書店翻了個底朝天，結果一無所獲，只好放棄，回家去了。然后，令他驚訝的是，他在萊斯特廣場車站的長凳上發(fā)現了一本。當和費費爾在拍攝現場見面時，霍普金斯向他講述了這個故事，結果發(fā)現這本書正是費費爾在倫敦另一處遺失的那本——上面滿是他為美國版做的修改和旁注。

好萊塢則提供了一個關于序列性的例子。萊曼·弗蘭克·鮑姆（L· Frank Baum）是一位多產的兒童作家，最著名的作品是出版于1900年的《綠野仙蹤》（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他沒有親眼看到自己的小說被改編成標志性的音樂奇幻電影，但據說他與這部電影卻有著驚人的機緣。

演員弗蘭克·摩根（Frank Morgan）在1939年上映的《綠野仙蹤》電影中扮演了五個角色，包括一名巫師。他首次出場是在電影的開頭，扮演一位旅行的占卜師——馬威教授。據說，在試鏡時，他穿的外套因為過于整潔不太符合角色定位，因此，服飾部門特地去舊貨店搜尋到一整柜子可能合適的衣服。最終，他們選定了一件領子磨舊的阿爾伯特親王禮服。后來人們才發(fā)現，夾克上縫著一個標簽，上面寫著：“赫爾曼兄弟專為萊曼·弗蘭克·鮑姆定制”。鮑姆在電影上映大約20年前就去世了，但據說，其遺孀證實這件外套確實是鮑姆本人的，并在電影拍攝完成后接受了劇組贈予的這件禮物。

有些巧合看起來很好玩，有些卻讓人毛骨悚然

有些巧合似乎含有幽默的成分，仿佛是由一個任性的精靈設計的，純粹是為了自娛自樂。2016年剛搬到巴斯不久，我沖過繁忙的倫敦路，誤判了對面路緣石的高度，被絆倒后右臂骨折。在接下來的五年里，我在巴斯、伍斯特郡農村和倫敦生活過。在搬回巴斯后不久，我注意到倫敦路一家慈善商店的櫥窗里有一把時尚的紅木椅子，就徑直走進去把它買了下來。

我以為把這把椅子拖回到半英里外的公寓不會有什么問題，但事實證明它比我想象的要重，而且搬運起來很不方便。當我穿過五年前我摔倒的那條路時，椅子從我手中滑落，墜落在地上，右臂被摔碎。聽，巧合的小惡魔在嬉笑。

雖然有些巧合看起來很好玩，但有些巧合卻讓人覺得可怕。2007年，《衛(wèi)報》記者約翰·哈里斯（John Harris）開始了“斷斷續(xù)續(xù)的搖滾墳墓之旅”，走訪那些廣受尊敬的英國搖滾樂手的安息之地。中途，他來到伍斯特郡的一個小村莊，那里埋葬著齊柏林飛艇（Led Zeppelin）鼓手約翰·博納姆（John Bonham）。博納姆在1980年9月25日因醉酒窒息死亡，年僅32歲。

為配合這篇報道，《衛(wèi)報》的一名攝影師幾天前曾到墓前拍攝照片。哈里斯寫道，那天“早上空氣冷冽，教堂墓地看起來像電影《兇兆》（The Omen）中的場景”，而且與那部電影的主題契合的是，攝影師“被一只突然出現的孤零零的黑狗嚇壞了，它在墓碑上撒了一泡尿，然后消失不見了”。而《黑狗》（1971年）恰好是齊柏林飛船最有代表性的歌曲之一。

如果將巧合描繪一個從平常到不尋常的連續(xù)譜，霍普金斯和鮑姆的例子肯定是位于不尋常的一端。我的“斷臂”巧合則傾向于平常的一端。其他更平凡的例子也很常見。你在火車上和一個陌生人聊天，發(fā)現你們有一個共同的熟人。你在想某個人，下一秒他就給你打電話。你在雜志上讀到一個生僻詞，與此同時，廣播里有人說出了同樣的詞。這種情況可能會讓人會心一笑，但更奇怪的情況則會讓人產生一種強烈的不可思議的感覺。世界似乎瞬間充滿了奇怪的聯系和力量。

這是一種類似于幻想性錯覺（apophenia）的心理狀態(tài)——一種感知不相關事件之間意義的傾向（通常是邪惡的關聯傾向），這也是精神病性妄想的常見前奏。個體差異可能在這種巧合體驗中起作用。精神分裂是人格的一個維度，其特點是某些行為在某種程度上與精神疾病的癥狀類似，包括一些奇異的思維和超自然信仰。有證據表明，在精神分裂癥測量中得分高的普通人，可能更容易經歷有意義的巧合和神奇的想法。也許精神分裂癥患者也更容易受到巧合的影響。在精神分裂癥測量中得分高的人也許會比我（一個得分低的人）更容易被死亡夢境嚇到。

我把自然主義和超自然現象設為二元對立，但也許還有第三“元”。我們可以稱之為超自然立場，這是卡默爾和瑞士心理學家卡爾·榮格（Carl Jung）采取的立場。凱斯特勒（Koestler）1972年出版的《巧合之源》（The Roots of Coincidence）一書，向大眾介紹了卡默爾的工作，使人們重新審視榮格的思想。卡默爾從1900年開始記錄巧合，其中大部分都是令人頭疼的小事。例如，他指出，1910年11月4日，他的姐夫參加了一場音樂會，9號既是他的座位號，也是他衣帽間的票號。第二天他又去聽了一場音樂會，他的座位號和衣帽間票號都是21。

1919年，卡默爾出版了一本書，名為《序列性法則》（Das Gesetz der Serie），其中包含了100個巧合樣本，他從類型、形態(tài)、力量等方面對它們進行了分類，正如凱斯特勒所說，“像一個致力于分類學的動物學家那樣一絲不茍”。這本書的后半部分專門討論理論。

卡默爾的主要觀點是，除了因果關系之外，宇宙中還存在一個無因果原則，有點類似萬有引力，但萬有引力普遍作用于質量，而這種普遍的無因果的力，就像凱斯特勒所說的那樣，“有選擇地作用于形式和功能，將空間和時間中的類似配置聚集在一起；通過親和力進行關聯”。卡默爾總結道：“我們因此得到了一個世界馬賽克或宇宙萬花筒的形象，盡管它不斷地洗牌和重新排列，但也兼顧到了把同類東西放在一起的原則。”這似乎很牽強，但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卻覺得卡默爾的書“很有創(chuàng)意，絕非荒誕”。

榮格提出的共時性理論（theory of synchronicity）或有意義的巧合，也遵循類似的路線。幾十年來，它在哲學思想、物理思想、神秘學思想以及榮格自己那極富創(chuàng)造力、有時近乎精神錯亂的心靈深處涌動的神奇思想的交匯中逐漸成形。他認為，某些巧合并不僅僅是不相關事件的隨機組合，也不是事件之間的因果聯系，它們因其意義而被無意識地聯系起來。共時性是“無因果連接原則”。

夢境的巧合和昆蟲的入侵是治療進展的關鍵

根據物理學家、科學史家亞瑟·I. 米勒（Arthur I Miller）2009年發(fā)表的著作《破譯宇宙數：沃爾夫岡·泡利與卡爾·榮格之間的奇特友誼》（Deciphering the Cosmic Number: The Strange Friendship of Wolfgang Pauli and Carl Jung）所述，榮格認為這是他最好的構想之一，并聲稱自己是受到了愛因斯坦的影響。20世紀初時，愛因斯坦曾多次前往榮格在蘇黎世的家中做客，與他共進晚餐，這給榮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榮格認為，當時與愛因斯坦一起享用的晚餐與自己大約30年后與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泡利之間的對話存在直接聯系，正是這次對話催生了共時性理論。

榮格與泡利似乎不太可能一起合作：榮格是一個準神秘主義的心理學家，是一個精神宇航員，他認為對自己無意識心靈的深入探索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經歷；而泡利是一個硬核的理論物理學家，他在物理理論領域影響力巨大，重塑了我們對物理世界的亞原子基礎的理解。泡利的母親自殺后，他與一個卡巴萊舞者結了婚，他們的婚姻生活短暫又痛苦，后來妻子拋棄他投入了一個化學家的懷抱（“如果她和一個斗牛士在一起，我反而能夠理解，但這樣一個普通的化學家......”），泡利遭遇了心理危機。即便他當時一心撲在畢生最重要的物理學研究上——泡利不相容原理（Pauli exclusion principle）和中微子假說（postulat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neutrino），但這并未阻止他酗酒和打架斗毆。

泡利向碰巧住在附近的榮格尋求幫助。榮格的治療方案之一便是記錄夢境，事實證明泡利在這方面非常在行，他能夠精確地記住復雜的夢境。對榮格來說這也是一個機會。泡利不僅是一位杰出的夢境記錄者，他還非常樂意帶領別人踏入亞原子物理學的神秘領域。同時，泡利認為共時性是量子力學中一些基本問題的解決方式，尤其是量子糾纏的奧秘。量子糾纏讓亞原子粒子無論相隔多遠都可能保持即時的非因果性關聯。他們對共時性的討論催生了泡利-榮格猜想（Pauli-Jung conjecture），這是關于心靈和物質的雙向理論，它將精神和物理視為更深層次現實的不同方面。

卡默爾提出的假設認為，非個人的、非因果的因素與宇宙的因果關系相交，而榮格提出的非因果關系原則（acausal connecting principle）則與心智，特別是與集體無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的原型糾纏在一起。在榮格更廣泛的理論中，這些原型是所有人類共有的原始心靈結構。榮格讓一個古老的術語重獲新生，他設想了一個一元宇宙（unus mundus），即一個統一的或單一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精神和物質彼此結合，并且原型在塑造精神和物質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這是一個大膽的設想，但我們不禁要問，這些觀點有何依據？除了奇聞軼事，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證據來支撐這些假設。泡利在現代天文學之父約翰內斯·開普勒（Johannes Kepler）的科學理論中看到了原型的影響，正如演化精神病學家安東尼·史蒂文斯（Anthony Stevens）在1995年出版的《私密的神話》（Private Myths）中所論述的那樣，通過與倫理學家認定的先天釋放機制進行類比，我們可以為此類原型找到生物學上的例證。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原型結構對思想和行為塑造的影響顯得更為合理了。放眼整個宇宙又當如何呢？除了泡利，科學界鮮有人支持共時性的觀點。

當代認知科學為理解巧合經歷提供了一個雖然不夠炫酷，但卻更安全的概念框架。人類有偶遇巧合的先天傾向，因為發(fā)現巧合可以說是反映了我們認知和感知系統的獨特運作方式。大腦會從外部世界輸入的感知數據流中尋找一些模式，并為這些模式注入意義，有時賦予其作用（往往是錯位的）。在這個過程中，大腦形成了信念和期望，而這些信念和期望又被用來塑造未來的感知和行為。

從共同發(fā)生的簡單意義上來說，巧合為大腦發(fā)現此類模式提供了信息，尤其是有助于識別因果關系的信息，并因此增強了可預測性。大腦并不只是通過眼睛和其他感官來認識這個“世界”，它的感知系統是具有主動性的。這些感知系統會不斷嘗試將外部傳入的“自下而上”的感知數據與“自上而下”的預期和預測匹配起來，從而構建一個世界模型。原始感知數據有助于完善大腦對當下發(fā)生之事的最佳猜測，而非每時每刻都在重構一個新的世界。簡而言之，大腦一直在尋覓巧合。

你第一次開不同的車，突然間，同一品牌和型號的車似乎都在這里了

通過對心理學和神經認知研究的廣泛調查，米契爾·范·厄爾克（Michiel van Elk）、卡爾·弗里斯頓（Karl Friston）和哈羅德·貝克林（Harold Bekkering）得出結論，對此類預測模型的過度泛化在巧合經歷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在根深蒂固的認知偏見（自我歸因、確認、注意力等等）驅動下，我們沒有能力對機會和概率做出準確的估計，我們天生就傾向于看到、感知根本不存在的模式和關聯。

人類天然如此，因為從演化的角度來看，對巧合過度敏感的傾向是為了適應生存而做出的選擇。相比錯誤推斷不相關事件之間的關聯性，如果我們未能及時發(fā)現相關事件之間的偶然性——例如灌木叢中的沙沙聲意味著有捕食者接近——可能會付出更高的代價。巧合的另一個驅動因素是語言學家阿諾德·茲威基（Arnold Zwicky）所說的“頻率錯覺”，這個術語源于一篇博文，后來被納入了《牛津英語詞典》：

頻率錯覺（frequency illusion）n. 一種怪異的感知，意指一個人剛剛警覺到的現象突然好似無處不在。

比如，你可能某天首次讀到了一個單詞，然后在同一天的晚些時候再次讀到或聽到同一個單詞。又或者，你某天第一次駕駛一輛平時不開的汽車，突然間發(fā)現，似乎滿大街都是同樣品牌和型號的汽車。人們產生這種認知的原因，可以用兩個廣為人知的心理學概念來解釋：選擇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即集中關注突出的對象和事件；和確認偏差（confirmation bias），即尋找符合我們信念和感知的對象和事件，而忽略與之相反的證據。

范·厄爾克和他的同事并不是第一個把對概率的直覺判斷作為一個感知巧合因素的人。在他們之前還有許多人曾提出，超自然的觀點源于直覺概率的失敗，包括認為某些巧合是超自然的觀點。斯圖爾特·薩瑟蘭（Stuart Sutherland）就曾在其著作《非理性》（Irrationality）一書中闡述過類似的看法。作為概率論入門課程的主要內容，所謂的生日悖論（birthday paradox）有理有據地揭露了我們直覺的缺陷。

它問的是，在隨機選擇的群體中，兩個人生日相同的可能性有多大。大多數人驚奇地發(fā)現，只需要23個人聚集在一起，其中兩個人生日相同的可能性就會超過50%。我一直想嘗試用“死亡日”對標“生日”，進行一個簡單的實證性鏡像實驗，這個想法來自與心理學家尼古拉斯·漢弗萊（Nicholas Humphrey）的一次談話。由于我當時暫住在父母的老房子里，離拉什克不遠，我決定參觀下圣邁克爾與諸天使教堂的墓地，把齊柏林飛艇樂隊鼓手約翰·博納姆的墳墓作為我研究的起點，這主要是受到了黑狗故事的蠱惑。

要找到博納姆的墓碑并不難，它就坐落在教堂的北側，在一棵舒展的常藍針葉樹的樹蔭下，上面掛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眾多朝圣者獻上的鼓槌和鐃鈸。在墓碑的右邊，還有另外三個墓，整齊地排成一排。這里總共只有四個墓（在樹干的底部還有一個類似沙堡的小紀念碑，由于沒有名字和日期，我沒把它算進來）。我計劃進行一次“死亡日”探索。

我手里拿著筆記本，從博納姆的墓開始檢查同一排的其他墓，然后是前后幾排。我有條不紊地在墓地周圍尋找任意兩個死亡日期相同的墓，但我的任務還沒正式開始就已經結束了。我只需要在博納姆那一排的四個墳墓（實際是五個）之外再多走一步，就會發(fā)現右邊兩個墓碑上標記的死亡日期都是9月29日（年份相差21年）。我希望我可以報告說，那條神秘的黑狗出現了，但它沒有。

讓我們回到夢境巧合的概率問題上來，為論證起見，假設一個夢境與現實世界的事件巧合匹配的概率是萬分之一，而且每晚做夢人只記得一個夢。任何一個晚上做“匹配”夢的概率則為0.0001（即萬分之一），也就是說做“不匹配”夢的概率是0.9999。連續(xù)兩個晚上做不匹配夢的概率是0.9999??0.9999。一整年內每晚都做不匹配夢的概率是0.9999的365次方，即0.9642。四舍五入，這意味著任何一個人在一年內有3.6%的概率會做一個“匹配”或“預測”現實事件的夢。如果按照20年來計算，做一個匹配/預知夢的概率將超過50%。

我夢到蘿絲去世的時候，她已經90歲了。在英國，一個90歲的女人在91歲生日前死亡的概率約為1/6，也就是說，并非不可能。考慮到她的病史，她在91歲生日前死亡的概率可能要遠高于平均值。但我為什么會夢見她呢？我雖然沒有刻意地惦記著蘿絲，但是小時候的居家經歷卻隱藏著許多蛛絲馬跡。她過去就住在我家附近，并且經常來串門。此外，我母親當時生病住在療養(yǎng)院里，頻繁出入療養(yǎng)院讓我有意無意地聯想到了死亡，也許（無意識地）還想到了她和蘿絲之間的友誼。

因此，想要理解巧合，我們不僅要對影響宇宙基本運作的非因果力量進行大膽猜想，也要保持頭腦清醒，進行解構心智基本機制的認知研究。不過，我們還需要考慮其他一些因素。不可思議的巧合是客觀存在的，并且有時沒有任何內在的意義，無論我們的大腦多么渴求從中發(fā)現規(guī)律，都無法影響這些巧合事件的客觀存在。

正如統計學家戴維·漢德（David Hand）所說的，“極不可能的事件常有發(fā)生”——他稱之為不可能性原則（improbability principle）。這個原則有不同的統計鏈，包括巨數法則（law of truly large numbers），即“只要機會足夠多，任何離譜的事情都有可能發(fā)生”。全球每周都有許多彩票頭獎得主，每個人的中獎概率都是幾百萬分之一。而且，盡管中獎概率極低，但卻有人不止一次贏得彩票大獎。

蹲在我扶手椅背上的金色甲蟲，就像榮格咨詢室里的那只

我是一個自然主義者，但巧合讓我瞥見了超自然主義者眼中的世界，我的世界觀受到了短暫的挑戰(zhàn)。不過很快，無論好壞與否，我又回到了原來的軌道上。最后我想再為大家分享一個我自己經歷過的巧合故事，正好可以說明這一觀點。這個故事涉及“元巧合”（meta-coincidence），即關于巧合的巧合。

那是六月中旬一個溫暖的午后，天氣雖好，但我卻在自怨自艾。伴侶在一周前離我而去，我想著要擺脫這種顧影自憐的狀態(tài)，最好是投入到一個新項目中去。我決定對巧合的心理機制做一些研究。于是，我坐在扶手椅上，周圍擺滿了相關書籍和文章，包括凱斯特勒的《巧合之源》。除此之外，我一直在讀他對榮格的金色圣甲蟲故事的描述。

讀了一會兒，我想喝咖啡了，于是我把書放下，去了廚房?；貋砗蟀l(fā)現，我的扶手椅背上蹲著一只金色的甲蟲——金花金龜，就像從榮格的咨詢室窗戶里飛進去的那只。它一定是從大開的陽臺門飛進來的。我迅速拍了一張照片，然后把它挪到手掌上，想把它放生野外，但它卻翻躺在地，一動不動。死了。

我把照片發(fā)給了我的前任，借機詢問她現在過得怎么樣。她沒有回復，但那天晚上她打來電話跟我分享了一個壞消息：我們共同的好友佐伊那天下午吊死在了前任的花園里。聽到這個消息，我的大腦產生了神奇的聯想，我很難不把佐伊的死與金甲蟲的出現和死亡聯系起來。當然，我不是真的認為兩者之間有何因果關系，只是感覺冥冥之中存在某種關聯。前者是觀點，而后者是感覺。我甚至還聯想到了希臘神話，米達斯（Midas）國王擁有點物成金的能力，他貪得無厭，最后把自己的女兒佐伊也變成了金子。

但金花金龜是英格蘭南部常見的昆蟲。天氣暖和起來的時候，它們非?；钴S，而我的陽臺上剛好有一片水草，非常適合金花金龜棲息。后來有人向我建議，這只甲蟲很可能是裝死，而不是真的死了。也許，如果我把它扔回草地上，它又重獲新生了。

真夠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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