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漢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二個大一統(tǒng)王朝，西漢的政治制度基本承襲了先秦乃至戰(zhàn)國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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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初年，時常被后人所詬病的宦官集團暫時沒有登上歷史舞臺，當時出現(xiàn)了獨特的皇權、相權、外戚集團鼎立的局面。

漢代的外戚政治盛極一時，可謂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史學家曾說，

“兩漢以外戚輔政，國家則受其禍”。

由此可見，漢代外戚專權時間之長，影響之大。

漢代外戚盛極一時，外戚既與政治息息相關，也與文學、軍事建立了多層面、立體化的聯(lián)系。

本文就以漢代為背景，淺析漢代外戚勢力的崛起和外戚與文化、軍事之間的聯(lián)系。

外戚出現(xiàn)的政治背景

外戚指的是皇帝的妻子家族和皇帝的母族勢力。

司馬遷在《史記·外戚世家》當中說，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nèi)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

漢代外戚的出現(xiàn)是多方因素促成的結(jié)果，劉邦當年建立大漢王朝的時候，朝廷便一直受割據(jù)勢力所影響。

尾大不掉的異姓王給漢朝帶來了極大的統(tǒng)治威脅，劉邦為了鞏固皇權，費盡心機的除掉了韓信和彭越等人。

雖然說劉邦設計殺掉了這些異姓王，但是的同姓王卻迅速崛起，劉邦為了綿延國祚，把目光放在了皇室子女的身上。

他期待宗室皇族能夠相親相愛，共同拱衛(wèi)漢室，因此他將親生兒子設為外藩，賜給了他們藩地，要求他們輔佐漢室。

但是可惜的是這些外姓王到藩地就藩之后，并沒有如劉邦所愿，誓死為漢廷效忠。

漢朝經(jīng)常會發(fā)生同姓王反叛朝廷的事件，后來發(fā)生的七國之亂給漢朝帶來了極大的統(tǒng)治威脅。

漢代統(tǒng)治者對封出去的藩王失去信心之后，開始另辟蹊徑，尋找起了其他愿意忠于皇家的政治勢力，讓他們來充當自己的心腹，為自己辦事。

于是與皇帝有姻親關系的外戚便成為了帝王青睞的聯(lián)盟對象，外戚就這樣在皇帝的扶持下迅速崛起，政治地位飆升，掌握了大量實權。

外戚在宗法關系的掩蓋下，成為了皇帝身邊最堅實的伙伴，外戚剛剛興起的時候，對皇帝極為忠誠。

彼時，漢朝出現(xiàn)了一個以皇帝為中心，以姻親關系為紐帶的新勢力集團，外戚起到了拱衛(wèi)皇權的作用。

史料記載，東漢皇后幾乎全部來自于功臣豪強之家，皇后的母族也經(jīng)常用聯(lián)姻的方式來鞏固外戚的特殊地位，讓自己的兒女與皇室子女結(jié)為姻親，外戚和皇家成為了一根繩上的螞蚱。

外戚在發(fā)展的過程中分走了皇帝手中的權力，形成了皇權、相權、藩王權之外的第四股勢力。

按理來說，主張君主集中制的皇帝應當對此極為抵觸，但漢代皇帝卻認為外戚是依附皇權而生的，不需要過于遏制。

在皇帝的扶持下，外戚迅速發(fā)展，如走馬燈一般頻繁的在政治舞臺上出現(xiàn)，漢朝出現(xiàn)了諸多外戚獨斷之事，他們完全控制了朝政大權。

漢代的外戚不僅會通過姻親的手段，從后宮入手，干預朝政，而且還會從前朝入手，通過選官制度培植屬于自己的外戚勢力。

西漢時期，選官制度代替了傳統(tǒng)的世卿世祿制度，漢代的選舉以察舉制度為主，彼時的選舉制度尤為紛雜，選官制度標準模糊，給了外戚極大的操縱空間。

東漢末年，民間甚至還流傳著，

“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外戚通過手中已有的權力，干涉選官之事，將屬于自己的勢力安插進中央和地方的各個官位上，盤根錯雜的控制著中央和各地的政府部門。

漢代外戚權力最盛之時，甚至還超過了皇權，他們不僅能夠隨意決定官員的任免，而且還能直接插手朝政，影響皇帝的決定。

到了東漢中期，原本用來選人才的選官制度已演變成了外戚網(wǎng)羅黨羽的工具。

綜上所述，漢代外戚集團的崛起尤為特殊，他們是皇帝親手扶植的力量，外戚壯大之后，直接干預了朝政，并影響了當時的文化風氣。

外戚家族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選擇

漢代的外戚家族可謂是盛極一時，他們不僅在政治上擁有超高的話語權，能夠干涉皇帝的決策，而且在文學上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漢代的外戚文學與儒學教育密切相關，他們的教育和作品中充斥著儒家特色。

漢朝統(tǒng)治者信奉儒家思想，確立了儒家統(tǒng)治的正統(tǒng)地位，漢代儒家吸收和納入了其他學派的思想精華，對自身的思想內(nèi)容進行了一定的更改，建立了一套完備的思想體系。

漢代思想家董仲舒以儒學為核心，納入了陰陽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學派學說，建立了一套“天人感應”的龐大體系。

通過大一統(tǒng)的模式推廣君臣父子、尊卑禮儀，對后世影響極為深遠。

儒家思想成為統(tǒng)治思想之后，儒家經(jīng)典便成為了天下學子必學之書，儒家學者不僅擁有漢代最高法典的解釋權，而且儒家所制定的倫理道德標準還成為了君主選賢選才的判斷標準。

外戚出身顯赫世家，有著極高的文學修養(yǎng)，因此漢朝的外戚多通經(jīng)好儒，有著顯著的重儒傾向。

清朝學者趙翼說，

“西漢開國，功臣多出于亡命無賴；至東漢中興，則諸將皆有儒者氣象，亦一時風會不同也”。

講述了東漢文臣將帥多有儒者風范的社會狀況。

外戚崇尚儒學，對經(jīng)史信手拈來，他們好讀《春秋》《楚辭》，對董仲舒的政治主張有深刻的理解，他們多禮賢，門下如儒生濟濟。

外戚不僅深受儒學思想所影響，而且還培養(yǎng)了大量好儒的學子和官員，他們倡導儒學教育，興辦學校，并廣納天下儒生，外戚為儒學的發(fā)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東漢外戚的創(chuàng)作風格受儒家思想所影響，帶有極強的政治色彩，他們直接促進了內(nèi)朝制度的建立，創(chuàng)造了大量文章詩歌來贊頌天子治理天下，并影響了漢代賦學的轉(zhuǎn)捩。

漢代之外戚能征善戰(zhàn)，軍事能力高強

錢易說：“外戚盛本枝，櫛比列封侯”。

對于封建統(tǒng)治者來說，最關注的便是國家的軍事發(fā)展，那些掌握著國家軍權的官員無異于掌握了國家的命脈。

歷史上許多發(fā)起政變的背叛者都是領兵之將，因此，歷朝歷代的統(tǒng)治者都會找自己非常信任之人來掌管兵權。

外戚作為漢朝權臣輩出的群體，出現(xiàn)過許多能力超強的武官。

例如封狼居胥的霍去病、直搗龍城，收復河朔的衛(wèi)青、封侯拜將，護國有功的霍光、遠征西域，會戰(zhàn)匈奴的李廣利都是外戚出身。

霍去病的名字在中國可謂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他曾經(jīng)率八百單騎，深入大漠，兩次功冠全軍，十九歲便當上了嫖騎將軍，曾兩次指揮河西之戰(zhàn)。

他帶領華夏民族第一次占領了河西走廊，絲綢之路的開辟，他功不可沒。

霍去病創(chuàng)造了諸多軍事奇跡，他曾追擊匈奴到狼居胥山，他用兵靈活，為漢代的軍事擴張和安定立下了汗馬功勞。

霍去病之所以能夠在年少之時擁有如此之大的軍權，領兵作戰(zhàn)，不僅是因為他能力非凡，更因為他的身世高貴。

他是漢武帝的皇后衛(wèi)子夫的外甥，他依附于外戚掌權，也成為了外戚勢力最大的保障。

漢朝杰出將領衛(wèi)青是衛(wèi)子夫的親弟弟，霍去病的舅舅，他在衛(wèi)子夫被選入宮中之后，一步登天，經(jīng)常跟隨漢武帝外出圍獵。

后來升任為車騎將軍，衛(wèi)青多次遠征匈奴漠北，功敗大司馬大將軍，可謂是羨煞旁人。

霍光護國有功，漢武帝當年去世之時，將鉤戈夫人之子劉弗陵立為了儲君，欽點霍光為托孤大臣，賜予了霍光輔政之權。

霍光掌權后廢立二帝，可謂是權傾朝野，位及人臣，而李廣利是漢武帝李夫人的哥哥，他在滅大宛國的過程中，立下了汗馬功勞，對匈奴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上述外戚都對漢朝的軍事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漢武帝在位之時，外戚的軍事戰(zhàn)斗力可排在漢朝之首。

客觀來說，漢朝的外戚并非是一無是處的，他們在政治上緊緊依附于皇權，與皇帝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

他們曾成就過皇帝，也做出過奪權之事，他們文武齊驅(qū)，影響了漢代文武的走向，是后人研究漢史無法避開的重要群體。他們就像一顆短暫劃過的流星，在綻放后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參考資料：

1.《漢書》

2.《史記》

3.《漢武帝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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